了人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处于私利，这一点与《国富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儒家，或者说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却冠冕堂皇的冠之以“贵长而尊官”、“以吏为师”。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这使得官场一面代表着管理一方水土，另一面代表着尔虞我诈；一面代表着光宗耀祖，另一面压榨着贫苦大众。
　　官本位的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影响深远。官员明显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表面上这样可以社会稳定，但实际上，社会基层与管理阶层没有很好的沟通，两者的利益关系容易脱钩，这样会阻碍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时常听到民众动焉上访甚至有人还假上访来达到春运免费坐车回家的目的，它的本质是两阶层利益的不对应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的表现。官本位思想会导致社会普遍倾向于强化行政职权，这样又会导致法治建设的滞后，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成。当然，行政强化并不一定总是负面影响，但在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即将跨过动荡区的未来几十年内，过分强化的行政力量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当官，当官也不一定就可以谋到私利，人民更多的依靠民主化、法制化来管理，这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
　　第二，“非所宜言”《易经》中一句“君子以慎言语”为后人阐明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后世有不少劝人谨言慎语的名言警句，如“慎言不哗”、“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风流不在谈锋上，袖手无言味最长 ”等等。历史上也常有“不慎言”大臣遭皇帝贬黜甚至赐死，都在告诫后人要少说话，说好话。
　　自从孔子作《春秋》就有了为“尊者讳”的做法，司马迁作《史记》也受其影响，掌权者对历史的“篡改”也算是来源于此，人们争相说好话，而对“不该说的话”则经常避之不提；然而儒家的思想是要辅佐君王，由此又有不少人讥讽世事，直言谏主。前者做多了是阿谀奉承显而易见，而后者做多了也绝非什么好事。若皇帝较为软弱，进谏的自然就多。可是问题在于大家都在进谏，真正的目的却掩藏于后，为王者也难辩真假；若皇帝铁腕统治，又会使直臣不敢进谏，增多溜须拍马者。前者有万历皇帝，一气之下再不上朝，后者有明祖朱元璋，落得个暴君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