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自觉，而且西方现代文明的进入也带来日本民族的自我认识变革[3]，明治初年到1887年以西方为榜样、努力追求现代化的时期更加剧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缺失危机，而后的国粹主义、日本人优秀论与国民性反省论等几个自我认识阶段也都是围绕着该危机而展开的。并且当今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老龄化等问题也在不断加剧着日本人的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在极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对资源和文化的维存观。从生存危机方面来看，日本面临着人口、能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日本人在社区营造过程中非常重视节能、环保等工作。从文化缺失危机方面来看，60年代以后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运动大都是由于地方历史风貌及文化特色遭到破坏或是经济衰败及文化缺失所引发的，大都是通过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改造利用和地方文化再挖掘的方式来实现的。函馆市的红砖建筑“函馆邮局”，曾经成为了废弃屋舍并面临着拆除的危机，在市民团体一再请愿下暂且保护了该建筑，后来被民间一个团体改造为手工艺家协同组织的栖息地，从而“联合广场”开幕，其中容纳了玻璃工作坊、木工坊、手工精品店、宝石店、设计事务所、咖啡店等功能，人们被这栋建筑的魅力所吸引，在其中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买自己想卖的东西。1988年新泻县津川町的七八位中青年商店老板由于中心商业街区面临衰退的危机，从而组成了“旧本町再生俱乐部”不断的研习和讨论并发表了《津川町文艺复兴》等计划，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掀起了地方的历史街屋保护运动。[2]
    3.2耻感文化与自觉性
    自古以来，“耻感意识”是日本传统伦理道德标准的重要体现，所谓“耻感文化”即“以羞耻为道德的原动力”[4]的文化，“知耻”便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日本人的耻感意识源于孔孟的儒家思想，应神天皇16年时期（公元402年）《论语》流传入日本，儒家的一部分重要思想就此东传，其后的200年间儒家思想逐渐在日本普及并深深的影响着日本人的处世哲学和道德准则，其核心思想之一的“礼义廉耻”更是广泛地融人到了日常生活中。到了近世，“义理”观念和团队意识更强化了日本人的耻感意识。这种耻感意识至今仍表现在日本人的工作、学习、言语和生活当中，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事遭到取笑或是拒绝等。
    耻感文化始终体现于日本的社区发展中，固化了民众在参与社区营造工作中的自觉性，既有关乎集体也有影响个人的因素。一是家园的荣辱感，寄托了人们感情与希望的地方正展现着地方上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和自我组织能力，家园的荣辱关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