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亚洲造成了一场闻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结尾部分，马克思还说道“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总之，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马克思的这种态度常被人误解，有人甚至指责他抱有隐蔽的种族优越感，指责他对欧洲殖民主义持有一种不加批判的赞赏的观点。这是误解。马克思固然曾把殖民主义作为非欧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的条件之一，但这绝不是说他要给予殖民主义以道义上的赞同，更不能说这就是什么欧洲中心主义或种族优越感的体现。

　　其实，马克思在文中用于批评英国殖民行为的篇幅远远多于“赞赏”的篇幅。他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英国在印度所做的一切“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上述两篇文章中对资产阶级的野蛮手段和资产阶级文明的虚伪性的淋漓尽致的揭露则俯拾即是。

　　除此之外，我们尤其应当注意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的总结性论述。马克思提出了着名的“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一方面抨击了殖民主义的罪恶，这使他能够站在被压迫民族和遭受殖民主义苦难的人的立场上来谴责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从人类历史运动的角度指明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自给自足的东方社会的解体所起的促进作用，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起到的一定的刺激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殖民主义在殖民地所兼有的破坏使命和建设使命，“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却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正是近代殖民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的两重性，也就是它的本质属性。

　　破坏的使命和建设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