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逐步放开人口流动的行政限制，户籍政策也作出一定程度调整。
　　2003年，因未能出示暂住证而遭受不公待遇引发的“孙志刚事件”轰动一时，更推动政府顺应民意，进一步放宽对于人口流动的政策限制。
　　不过，随着近年来人口快速向北京聚集，交通、环境、水资源等容量日益逼近极限，“城市病”趋于严重，调控论再度成为官方的主流思路。
　　事实上，近几年北京市入户指标缩减，加之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缓慢，人口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急剧增加。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2006年以来每年居住期在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增长高达50万-60万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认为，缩减户籍指标，并不能阻挡外来人口的流入。
　　原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吴群刚撰文表示，北京市一方面对人口要进行必要的调控疏导，另一方面也必须注重策略和方式方法。
　　北京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是政府决策的重要顾虑。邵志清认为，北京市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支撑，既要快速发展，又要实施人口调控，是一个难题。
　　与此有关，以经济手段进行人口调控的政策在2006年提上日程。同时还要求通过合理规划和推进新城发展，引导城区人口向新城转移。2009年又进一步明确采取“经济的、服务的”手段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引导”人口在北京市空间上合理流动，以缓解城市中心区人口压力。
　　产业结构调控被学界看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控制人口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产业的布局调整来引导人口合分布。
　　自1993年北京确定了14个卫星城、29个中心镇和140多个建制镇的发展布局，计划将产业功能和人口向卫星城分流。但城市群、城市圈尚未形成，卫星城难以发挥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通州新城成了著名的“睡城”。不但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居住在通州的人口到城中心上班，反倒加剧了城市交通拥堵。
　　段成荣告诉本刊记者，“完善用工制度”“禁止非法出租屋出租”等早有提及，但因无法监管而鲜有落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赵弘则认为，因缺少可操作的手段，过去的调控并无实质效果，“市场经济带动的人口流动，很难用计划的方式控住”。
　　在段成荣看来，北京市人口调控屡屡失败，与人口规划和经济发展等多项政策不能统筹设计不无关系。他建议，北京市调整产业结构，疏散城中心人口，一定要将人和产业配套转移。
　　“北京市将多种功能集于一身，既想当华盛顿、又想做匹兹堡。”段成荣认为这很难行得通。
　　更大担忧来自于区域间发展不协调，必然导致人口向大城市持续流动。王小鲁表示，北京市人口压力大，主要和周边地区城市化发展滞后有关。如周边发展好，能有效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
　　王小鲁说，城市之间应协调发展，京津冀地区打破行政界限，互相协调，统筹规划。仅靠单个城市仍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