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之的画面，却有十分完美的效果。得意于出乎意料的成效和美好的过程体验，他权当一切是潜意识的驱遣，而不劳追根问底。现在来看，发生在陈醉创作过程中的这种偶然现象，自有必然之理。把人生问题诉诸审美解决的绘画目的论，自会使陈醉“沉醉”于绘画的展开过程，以致画笔不知不觉地随着心绪的流动漫游，在画布留下突破理性“草图”的灵动之迹。所呈迹象何以为手形，那只能说画家心中积郁了许多未曾释怀的关乎于“手”的人生情结。就这一点，我依然不敢打探他究竟为何的心理秘密。但我相信，陈醉作此画时，真的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陈醉，沉醉矣。
    以画为目的，固然比以此画为手段更利于也更需要达到这种大化之境。即便如此，要以油画取之，难度还是很大。此非画家不能也，乃油画“天性”之限也。油画对作画物理时间的相当要求，似乎注定它是为“写实”而存在，它不善于接纳变化无常的心理时间。陈醉在《苦恼时的创造》文中，坦述过自己面对面布却不得配合的深深的苦恼——他恨不得将一番惆怅洒落画布，画布却说：“先生，您得慢慢地来。”这种感觉真切而实在，没有商量的余地。画家日益高涨的“意写”心气，自然与之相去甚远。
    也许这是原因之一，陈醉于90年代更多地投入国画创作。学贯中西的陈醉，以前也画国画，只是在这一时期，他对国画的“写意”品格有了更新的认识。凭着不断锐化的文化眼光，他洞察了国画的写意性与“文化超越”主题的默契。这种默契，于“升华”、“净化”、“解脱”的社会实践尤其是自我实践，无疑深具价值。于是，陈醉欣然向往，全力以赴，创作了一大批兼具审美意义和人生实践意义的优秀画作。
    这批几乎皆以女性的万千仪态为母题的国画作品，体现了陈醉按自己的学术观点阐释女性美、人体美的推进过程，也体现了他将自己的丰富修养集结于绘画的渐入过程。以《女娲》系列（1995）为界，他的国画创作实践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95年以前的国画创作，其总体格局和倾向一定程度地延续了他表现在油画上的一般兴越，“陈醉式油画风”由强渐弱地吹过这一阶段的画面。它表现为对情节、情景的相对的讲究，对画面构成性、装饰性的追求；手法上有糅合中西的倾向，但更多地运用了现代绘画的造型手段，如抽象、分解、重构等；作品之间的画风变化，频繁而跳荡，多样而异趣。很明显，画家是在努力地探索各种可能性。这一系列的探索，赋予《故园明月在》（1992）、《长恨歌》（1989）《二泉》（1989）《乡思》（1990）、《谁染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