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日常理解正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个作为预设前提的前见，来自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一种观点，即科学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是不会出错的（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已经证明了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等。带着这个预设，索卡尔的诈文事件，被认为是对后现代科学观的终审判决，以此来扞卫科学的神圣地位。其实，这个事件暴露了科学方在整个事件中忽视科学的历史性存在的特点，进而没有意识到前见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们的结论就不能为正确理解科学提供一种可行的道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谁因为他依据于他的方法的客观性并否认他自己的历史条件性而认为自己摆脱了前见，他就把不自觉支配他的前见的力量经验为一种背后来的力。凡是不承认他被前见所统治的人将不能看见前见光芒所揭示的东西。”[3]因此，可以说，现代科学方自始至终没有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前见的可靠性，进而没有考察构成这种前见的诸要素的可靠性，尤其是在科学近几个世纪的巨大成功面前，这种科学原本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被遮蔽了，因而他们的批判还是不能完全说服后现代主义者。如果联系到上面所做的知识论的论证，便可以发现传统的科学观并不符合成为必然知识的条件。拿构成知识论的三要素来衡量传统科学的概念，可以发现作为科学观基础的那些前见，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证。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说，科学的概念也是处于发展中的。更何况在1963年哲学家葛梯尔指出：“即使满足知识的真、确证与相信三个条件，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4] 葛梯尔反例的存在更证明了构成科学概念的前见的那些要素，并不是如科学方所宣称的那样牢固，因而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与反思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点正是这些前见的可靠性问题，如SSK学派的学者们，通过田野考察的方法，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张，直接否定了科学派意识深处的纯粹客观性的前见，就是很好的说明。对此，我们认为索卡尔精心策划的诈文事件反映了科学方的两种心态：其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基本上是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价值，只能造成相对主义的泛滥；其二，科学是非常专业化的学科，尤其是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经验，因而外人无权对它说三到四。对于第一点，索卡尔的论证并不充分，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形成不是一夜间出现的，自从科学作为一种建制出现以来，它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日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的发展也日益受到社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