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
　　
　　自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观点以来，任意性不仅仅被看成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成为了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假设。所谓任意性，就是指语言符号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换句话说，语言符号的形式、声音和语义之间没有任何自然的、内在的或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例如，不同语言对不同事物有不同的叫法。汉语把人体上肢手腕前面的部分叫做“手”，而英语则称做“hand”，法语称“main”，俄语称“pyka”。不懂英语的中国人，看到“hand”时，不可能知道它指什么。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认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不可论证的，无理可据的(unmotivated)。索绪尔之后的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心灵主义都忽视和否定了语言的象似性(iconicity)，即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可论证的逻辑关系，并明确指出语言不仅仅在词汇层面上是任意的，在句法层面上，即单个语言符号通过排列组合而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实际上，乔姆斯基将任意性的观点推崇到了极点。在《语言与心灵》中，乔氏比较了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语言”都利用固定的、有限的几个语言平面，每个平面与一个特定的非语言平面相对应；在语言平面上选取一点就能在非语言平面上找到相应的一点，所以象似性是动物“语言”的特点，人类语言的特点是非象似性[1]105。然而，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但在构成上位范畴或下属范畴时，尤其是构成更大的语言单位时(句法层面)，都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是有理可据的。也就是说，语言除任意性外，还具有另外一个基本的特点，即象似性。
　　象似性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在其著作《对话录》(Cratylos)中，柏拉图区分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两种关系。一种是由自然决定的，如cuckoo(布谷鸟)，其发音类似所指鸟类的叫声，象声词都具有这一特点；象形字，如“伞”，其形状酷似一把撑开的雨伞，其形状和内容之间也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另一种关系是由一个语言群体成员约定俗成的，如“chair”指一类有靠背，常常有扶手的供人坐的家具，“风”指流动的气流等等[2]250-251。现代认知领域的学者借用了柏拉图的这一区分，针对语言任意性，提出了语言象似性的观点。当然，认知语言学对象似性的关心并不主要集中在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