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

　　我是杨善洲的二女儿。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老师教给我一首好听的儿歌：“爸爸是一棵大树，妈妈是一棵大树。我们是快乐的小鸟，在两棵大树间飞来飞去。”回到家，我背给姐姐听，背着，背着，姐妹俩就哭了。
　　为什么哭呢？因为我们很少见到当时担任保山地委副书记的爸爸。我是3岁多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爸爸，妈妈让我叫“爸爸”，我却害怕得直往妈妈身后躲。
　　不光是为我们姐妹哭，也为妈妈哭。爸爸长年在外，妈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粮食不够吃，她就上山找来野菜充饥；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她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挑到街上去卖，一分一分地凑学费……
　　慢慢长大了，有人对我说：“你爸是地委书记，靠着这棵大树，你们一家有享不完的福。”其实我知道，爸爸这棵树，根本靠不上。不但靠不上，他还经常“阻止”好心人对妈妈和我们姐妹的帮助。那时候，我感到的不仅仅是委屈，甚至有些怨恨他。
　　1970年，我妈妈生我妹妹，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有一天，乡民政干部经过我家，看到这种情况，就送来了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后来爸爸知道了，责怪我妈说：“我是党的干部，我们不要占公家的一点便宜，领导的家属决不能搞特殊！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家！”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妈妈硬是东拼西凑，才还清了这笔粮款。妈妈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我晓得他的性格，我可以少吃点，只是娃娃们饿着可怜啊……”
　　更让我们姐妹不能理解的是，爸爸担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时候，按当时的政策，妈妈和我们姐妹都可以“农转非”。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向他报告，他却把申请表要了过去，锁进了抽屉里。一个地委书记，老伴和3个孩子竟然在老家当农民，说起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可爸爸就是这样做的。
　　爸爸去世后，在整理他的文稿时，我们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对家庭的歉疚：“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爸爸其实是个很有感情的人，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自己的家人。
　　我读初二的时候，爸爸把我接到保山读书。在保山，每个月爸爸给我买好饭菜票，还给我6块钱的零花钱。有一次，我发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