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飞：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存在四大问题

    文章导读：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70%依靠煤炭，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40个百分点，比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更是高了不少。能源供给结构的调整应该说大的目标，一个更加长远的十年目标来确定的。比如，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占到15%。

    从能源规划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在“十二五”时期，除了由“十一五”时期延续下来的能源和资源压力持续加大、能源安全问题凸显之外，还有两个新的因素需要深入考虑。
    第一个因素是全球能源经济的转型问题，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绿色发展、绿色复苏成为全球一个非常热的话题，低碳经济应该说是初见端倪。第二个因素是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前不久在墨西哥的坎昆，新一轮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框架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二五”时期的能源发展规划的主线是什么？笔者的体会是能源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的主线，像“十二五”时期总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其主线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同样是转变发展方式，如何转？笔者认为有四个问题不得不书。
    第一，能源消费总量设不设限？
    这是目前业界争论比较激烈也较难定夺的话题。按照中央对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要设资源、能源消费总量的限。能源领域自己对于产量设不设限，设多少？现在初步考虑到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在38亿-40亿吨标煤，是不是依据这样一个数据来设能源产量的上限。笔者个人的看法，如果设了上限，功夫下在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因为供给侧能源总量是难以搞清楚的。
    我们看“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再往前看“十五”能源发展规划，不光是能源规划，几乎所有的政府五年规划甚至是年度计划都和实际执行结果偏差很大。如果说，反思“十一五”一些规划制定过程中的教训，就是对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化没有充分的估计到它的影响力。比如，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在能源领域怎样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就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来看，总体上，“十二五”时期有可能处在转型阶段，工业化的中后期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十二五”时期的特点，“十三五”时期可能会进入到工业化的高级阶段。这是笔者的总体判断。因此，在这样一个结构性、阶段性有可能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设限是带有比较大的风险。
    第二，能源供给结构如何调整？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70%依靠煤炭，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40个百分点，比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